卌年丨罗国萍: 我没报任何志愿, 表示"坚决服从分配"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罗国萍，湖南永州人。1973年高中毕业下放零陵地区知青农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2年分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1992年调入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现已退休。
作者高中毕业照
原题
我的高考，
我的大学之路
少女梦破灭当了知青
我从小喜欢做梦，但最美的梦是当女兵：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一身绿军装束上一条皮腰带，斜背一个军挎包，绿色的军帽下露出两条小辫子，多么娇艳多么别样风采。其实在我生活的1960年代的地级市城镇上很少见到女兵，这些印象都是来自电影《英雄儿女》。
1968年刚上初中的我就因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了，只要天一黑我和小伙伴们就去电影院爬墙钻洞看露天电影，当时可看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和《英雄儿女》。但我只看《英雄儿女》，曾创造一晚看三场的记录，特别喜欢剧中人王芳，她的好多台词以及片中插曲我都烂熟于心……
1969年学校复课了，我参加了校宣传队，穿着自制的军装戴着红袖章在街头，工厂，农村，学校演出，在野营拉练的路上打快板，喊口号，心中幻想着自己就是王芳。
转眼到了1972年冬季临近高中毕业，也不知父母如何打听到军分区内部在招收女兵，但必须年满18岁，当时我刚满17岁，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假把户口本上的出生年份改大了一岁，报名，体检，政审，一切都在悄然进行中……
正在我等待着，陶醉着，憧憬着，突然接到通知说我不够年龄没有录取，晴天霹雳，我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引来不少院内家属围观。后来才得知是我们班上军分区和地委行署的女同学联名把我告了，以至于毕业前我入团时她们还给我罗列了非常时髦的罪名：不光明磊落搞阴谋诡计。这是当时毛主席针对林彪等阴谋家发表的“三要三不要”最新指示。
1975年知青农场照
1973年春季，高中毕业了，我的女兵梦也破灭了，在上山下乡大潮的裹挟下，我和单位子弟坐着救护车来到离家50公里外位于东方红公社由零陵地区五七干校改名的知青农场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当时场内有一些下放干部，还有72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老三届的长沙知青。场内分为两个工区，工区按部队建制分为排班，待遇也参照部队，每月生活费4.5元，粮食按工种定量，吃国家粮。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3年4月2日，各单位自行组织运送下乡子弟，形形色色的车停在农场大操场上，我们拿着行李全部聚集在大礼堂，满满一礼堂来自城区机关事业单队以及驻军部队的子弟，随即按系统分为两部分，宣教系统的子弟分在二工区，我分到了二工区粉厂。
二工区粉厂坐落在工区坡下一排干打垒房和一排砖瓦房围成的小院落，干打垒房是我们的宿舍有五间，砖瓦房是车间有两间，分为生粉车间和熟粉车间，生粉车间有一台电磨和几口水缸，主要是磨蚕豆和绿豆然后沉淀成湿粉；熟粉车间就是一口大锅和几口缸，主要把湿粉加工成粉丝。
其实，这个粉厂就是一个加工制作粉丝自给自足的小作坊，只有八男六女知青还有二男一女下放干部，我分在熟粉车间。生粉车间凌晨至上午工作，熟粉车间下午至凌晨工作。
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参观完了粉厂，当时我心中一阵暗喜，内心的沮丧顿时一扫而光，因为我很喜欢吃粉丝，当年它可是稀罕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记得每到过节妈妈都要做一道合菜，把凭票买来的墨鱼、黄花、木耳和粉丝煮成一锅，每次还没等大家上桌我早就把粉丝偷吃光了，为此没少挨妈妈的骂，还背上了“好吃鬼”的骂名。
这下好了：我掉进粉丝堆里啦！眼前这一堆堆的粉丝仿佛变成了一锅锅妈妈做的合菜，我不由自主地吞了几下口水……从此这间熟粉车间成了我和农友经常光顾的地方，直吃到吐酸水才作罢。
2016年重返农场聚会照。
当天下午，我就跟着老知青到熟粉车间上班了，一进车间就看见灶台上的一大锅水正在翻滚，锅上架着一长凳子，靠锅的这头是个漏勺那头坐人，一个人坐在上面按压漏勺里的生粉，生粉透过漏勺掉进滚烫的锅里瞬间变成晶莹剔透的粉丝，然后站在下面的人用一双长长的筷子把它捞出来放到冷水缸里，另一些人像缠毛线一样把它一圈一圈地缠好，再放进另一冷水缸里漂洗，然后把它挂在长竹竿上。
有些不够长的粉丝会掉下来，加上漂洗过程中沉在缸里的碎粉，便成了我们的夜宵、年终奖励以及与果木排、西瓜班、疏菜班、食堂、机械排交换的筹码。
每当我们把生粉车间加工好的湿粉做完，美美地吃上一大碗刚从锅里捞出来的拌上个人喜好的甜酸苦辣五颜六色碎粉丝时，天空泛起了鱼肚白，这时下放干部蒋师傅一声吆喝：今天无雨，晒粉啰！我们两两一组扛着长长的挂满湿粉丝的竹杆迎着晨曦上山了……这组画面在我心里是最美的，已定格在我的生命里。一天的工作完成了，伴着场部出早工的广播声，我们渐入梦乡。
粉厂劳动虽然不会日晒雨淋，但是冰火两重天，夏天高温熏蒸，冬天皮开肉绽，加上每天趴在水缸上缠粉腰都直不起来也算是高强度劳动了。在农场劳动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几乎在工区所有的排班干过，畜牧排养过猪放过牛，生活排种过疏菜，水稻排当过铁姑娘，果木排栽过柑橘树，食堂当过管理员，从一个只会吃只会做梦的少女，锻炼成为身强体壮、不怕脏累能吃会干的知识青年了。
1975年我下放满两年了，开始有了招工招生的机会，招工一年多次，招生一年一次，招工的机会远远多于招生。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远去我也动心了，军工厂的招工又唤醒了我的美梦，但好说歹说妈都不让我进工厂当工人，妈希望我上大学，我知道这是妈的梦想。
从1974年下半年开始农场就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当时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工农兵大学生，不管文化程度，不用考试，只要农场推荐就可以上。记得当时一位场领导的亲戚只有小学文化推荐去了湖南医学院，结果读了半年哭着喊着要回来说是听不懂，后来重新推荐去了地区卫校。
妈在医院工作了一辈子，但不是从事医务工作，她很希望我读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最好是外科医生。但是因为名额少竞争激烈一直没能如愿。
直到1976年，农场最后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我被推荐去了零陵地区农校。当时有一位男知青不愿意去零陵地区师范提出跟我换，我答应了，心想反正都是回农场，当小学老师总比当农工强。尽管妈一百个不愿意一万个不心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应当外科医生的我迈进了零陵师范的大门。妈的医生梦也破灭了。
两次高考一波三折
1977年10月，当时在零陵师范读书时当广播员的我，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头一振，心想改变命运的时候到了。尽管从得知消息到参加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我也必须试一试。
每每回想这段历史，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我的恩师汪进德老师的身影。他是我们体艺科的党支部书记，1950年代的大学生，为了负担上大学的费用，家里给他找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一个大他三岁的小脚女人。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中他没少挨批，也失去了教书的资格。
尽管如此，他仍旧与他的小脚女人不离不弃直到她病逝。汪老师很爱才，对学习好的学生特别偏爱。在我备考的那段日子里，他帮我找来了一大摞的复习资料，只要他认为有用的都给我弄来了。每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他还会走到我的座位旁，偷偷塞给我一个煮鸡蛋。
1977年的高考不分科，不限年龄，只考语数政三门，招生的学校也很多，先填志愿后考试。望着大城市的名校尤其是首都北京，我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首先想到报考中央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因为从中学开始我就担任校广播员，在高音喇叭里读报朗诵很是享受。
可惜，面试第一轮就刷下来了，考官说我南方口音重且鼻音浓。广播学院是去不了了，文化考试还得好好考，因为我还要考医学院去完成妈的心愿。记得那天是一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隆冬早晨，参加考试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汇集在大街上奔向各自的考场，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那个万人空巷的场面至今难忘。
在东方红中学的考场上我见到了儿时伙伴、中小学同学，知青战友和远亲近邻，大家说笑着就像是来参加一次大聚会，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和我大姨（妈妈的大妹）、我弟在同一个考场参加同一场考试。一天半的考试结束了，我的心情很好，感觉考题不难，上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好像大学已在向我招手了。
1977年师范演出照。
我回到了师范的学习和生活中，享受着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祝福。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77年高考湖南实行两套录取标准，把考生分成在校生、应届生与历届考生，规定在校生每门考试科目必须达到80分以上，不幸的是我被当成了在校生，虽然总分已达到但政治分不够80，我还是落选了。
1978年7月，在面临师范毕业考试的关头我又迎来了第二次高考，对我来说这是唯一的机会，我必须全力以赴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学校特批我毕业考试可补考，我回到家中备考。
与1977年高考相比，书店里能买到复习大纲，各科目的成套学习资料以及1977年全国各地高考试题和标准答案，复习起来更系统更全面。
1978年的高考分文理科，理科考语数英政和物理化学，文科考语数英政和历史地理，共六门，英语不计入总分。妈还是希望我考理科读医学院，我第一次违背妈的意愿报考了文科。
记得当时妈在乡下蹲点没在家，我给她写信说：读什么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学，否则我只能回农场当农民。医学院属理科须考物理化学，而这是我的弱项。为了保证上得了大学，我只能考文科。
妈的工作做通了，没想到报名又成了问题，我以什么身份报考？招生办说我已是中专生不能报考，而学校又说我是社来社去的学生国家不包分配不承认干部身份必须回农场。马上要截止报名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为此事发愁犯难时，招生办又通知我可以报名了，但必须由农场开证明。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涉及几十万考生，各地都向中央打报告反映，中央召开了专题会议，向各地下达同意我们报考的决定。
1978年的高考比1977年少了一些热情和盲目，多了一些冷静和理性。加之1977年的复习和经验，三天的考试我越考越放松越考感觉越好，以至于我都有时间和精力观察和体会监考老师站在我身边观看我的试卷时，脸上露出的微笑和赞许的目光。
1980年暑假全家照。
不报志愿坚决服从分配
半个月后，在韶山参加招生工作的汪进德老师给我来信了，一是祝贺我考了386分，我省重点学校文科录取线为340分，我成了零陵地区东风镇考场的文科状元。二是叮嘱我填志愿时一定要填服从分配，而且必须加上“坚决”二字。
当时我不解，几年后问他为何？汪老师说：第一表明你的政治觉悟高；第二你是高分很多学校会抢不怕没好学校要；第三你的身份比较特殊别节外生枝。现在看来汪老师经过文革的洗礼变得很胆小很讲政治了。记得我上大学期间他还来信要我申请入党，他说学哲学难免不搞政治。这是后话。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兴奋，很自豪。回想近一个月的备考，那情那景终身难忘……我每天都把脚放在凉水桶里降温，夜深人静时怕影响家人躲在狭小昏暗的厨房里背书，为了保证我的营养，爸爸每天天不亮排队给我买凭票供应的豆腐脑。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开考的第一天爸爸居然给我弄来了一婉羊奶，这在当时可是我们家的奢侈品，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喝羊奶，也是我生平喝到最香甜的羊奶。
开始体检和填志愿了。记得是在镇六小进行，教室成了检查室，学校的告示栏和教室的外墙上贴满了招生学校的名录。说实话当时我对大学没什么喜好，除了北京和带中字头的以外。
当年在我省招生的文科学校和专业不多，加之我不喜欢经济和历史，惟有一所学校让我动了心——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后经了解是学幼儿教育的也就放弃了，我完全按照汪老师的意见没填任何学校而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写上：坚决服从分配。
志愿填好了，没想到体检又出了状况，在内科体检时医生说我肝脾肿大，需请地区人民医院的权威医生会诊。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B超只能靠医生用手摸凭感觉和经验来判断。
作者近照。
听医生这么一说我当时蒙了，不知怎么到的医院，怎么躺在病床上任凭两个穿着白大褂被人称着院长和主任的医生在我的上腹部、背部、腰部按来按去，原本没感觉的这一折腾我感到莫名的痛，心想我可能完了，大学上不了不要紧命保不保得住可是大问题。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二位医生的对话：不是肝脾肿大，是双肾下垂，可能是体质变化引起的。原来因为高强度的复习，我整整瘦了20斤，所以引起双肾下垂。我又一次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后来我从妈口里得知，这二位是1950年代中山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是我们地区的外科权威，一个是内科权威。
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很快汪老师告诉我，我被四川大学哲学系录取了。还告诉我，新田县有一位男生被经济系录取了。还开玩笑说，是不是学校还考虑到了你们的将来。虽然一路走来很曲折，但是当我得知消息时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离家的时候到了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直到最后一刻，命运还不忘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一晃半月过去了，有的同学都打点好行装准备上路了我却迟迟收不到通知。我在农场、学校、家里来回折腾仍然无果。
正当我们一家人急成一团时，姐姐回家说：她同事的爱人（在教委工作）在市招生办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爸爸一听马上骑车去了招生办。原来通知书寄到农场被退寄招生办，在那儿静静地躺了半个月，偶然被姐姐同事的爱人看到才告知我们。
1978年入学照。
几经折腾终于尘埃落地，我真的要去四川上大学了。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出远门，虽然能在地图上找到成都，但还不知道怎么去。正巧爸爸的同事要回重庆探亲，我便与她随行。记得我们坐上绿皮燃气焖罐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在贵阳下车中转，在火车站等上大半天，傍晚又上车又经过一天一晚，于第三天的晚上11点到达成都火车站，见到四川大学的接待站，等接站的同学把我送进学校带到寝室已是凌晨2点了…….
转眼40年过去了，当回忆完这段往事，我忽然想起已故作家路遥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当下时常有人说我们是最不幸的一代，而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人生的紧要关头迈出了坚实的步子，也为自己能跟上国家发展和改革的步伐而感到无比欣慰。
2017年8月
为恢复高考40周年纪念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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